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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前，英國首相蘇納克發表其外交政策藍圖，並談到了對華政策。他主張對中國採取「強有力的實用主義」，把中國描述爲對英國的「系統性挑戰 」。輿論認爲，這表明英國對北京採取了一種柔和的態度（見《何爲蘇納克的「堅定有力的實用主義」對華政策？》）。與之相呼應，12月12日，外交大臣克萊弗利發表講話，闡述了他對英國外交政策的看法，其中簡短提及了對華態度。
克萊弗利簡短概況了英國的進化過程——從一個靠強權殖民的大國，進化到以國際秩序與法律爲手段制止戰爭，以保持和平：
「在我們的大部分歷史上，世界一直被『強者做他們能做的事，弱者受他們必須受的罪』這一殘酷的格言所支配……因此，一代有遠見的領導人建立了一套國際規則和機構，旨在使法律——而不僅僅是權力——成爲國家之間關係的仲裁者……國際秩序使我們更多的人類同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生活在和平與繁榮之中。而這正是英國外交政策努力更新其創始原則和制度唯一最重要的原因。」
他表達了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範圍擴大的態度：「英國希望歡迎巴西、印度、日本和德國成爲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歡迎非洲成爲永久代表。」
他重申了英國對俄烏戰爭的態度：「普京的目標是讓時光倒流，回到強權即正義的時代，大國可以把鄰國當作獵物。他正在發動一場19世紀的帝國征服戰爭，故意貶低國際行爲，完全蔑視今天的價值觀……今天，我們最優先考慮的是支持我們的烏克蘭朋友，直到他們獲勝。」
延續蘇納克將外交重點東移的調子，他說：「就在2001年，80%的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額高於與中國的貿易額。然而，到2018年，情況幾乎完全逆轉：近70%的國家現在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美國。
在未來的幾十年裏，世界經濟中越來越大的份額——因此也是世界的力量——將掌握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手中。他們將共同決定國際秩序是否會持續下去……因此，我將做出長期和持續的努力，恢復舊的友誼，建立新的友誼，其範圍遠遠超出我們長期建立的聯盟。
世界地緣政治重心南移和東移的原因，正是數億人擺脫了貧困……我們必須認識到，英國未來的影響力將取決於說服和贏得更多的國家，包括英聯邦國家、非洲聯盟國家、東盟國家和其他國家。」
他提到了相信領土完整以及北約作爲防禦性聯盟的重要性，並簡短地提到了中國：「我們在《聯合國憲章》中說，我們相信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就是爲什麼143個國家——佔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四分之三——在大會上投票譴責普京對烏克蘭領土的吞併。這就是爲什麼像北約這樣的防禦性聯盟如此重要——因爲這些聯盟幫助各國保護自己免受侵略者的侵害。當像中國這樣的強國反對防禦性聯盟，稱其爲『集團政治』時，他們要麼誤解了每個國家都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不必擔心侵略；要麼他們也許提供了一個意圖的信號，特別是來自一個以世界罕見的速度進行軍事化的國家的信號，這令人心寒。」
然而，前保守黨領袖、極右翼的伊恩•鄧肯•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Smith）將保守黨的對華政策批評爲綏靖政策。綏靖主義（Appeasement），又譯爲姑息主義，是一種通過對侵略擴張勢力做出政治或物質讓步，以避免戰爭衝突的外交政策。英國二戰爆發前夕的首相張伯倫被視爲綏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主要反映爲1938年他與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進行的談判，當時他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諾。
鄧肯•史密斯爵士說：「最初，我們的政策認爲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威脅』，然後變成『系統性挑戰』，後來又變成『穩健務實』，現在我們認爲能夠爲做好事而與中國合作（now we believe China is a partner to do good）……在我看來，這就像是綏靖主義的蠕動。難道我們沒有從20世紀30年代對德國的漸進式綏靖中吸取教訓嗎？我們看起來一天比一天弱。」
保守黨議員、國防特別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爾伍德（Tobias Ellwood）說：「北京方面繼續玩弄西方，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使之成爲難以對抗或駁回的對象；同時又利用我們對捍衛國際標準和規範的猶豫不決。」
筆者認爲，以目前形勢來看，英國對華政策不是綏靖，原因有三：
第一，如果如鄧肯•史密斯爵士所言「保守黨的對華政策是綏靖」，那應該先批評「美國對華政策是綏靖」，因爲英國對華政策可以說是追隨美國對華的「競爭與合作並存」政策。再者，與中國脫鉤哪有那麼簡單，中國製造是英國人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見《爲什麼英國無法降低對中國商品的依賴？》）。
第二，臺灣問題不等同於烏克蘭問題。
雖然當前中國民情與二戰前的德國有相似之處，即對外部力量心生不滿，但簡單因爲「同爲崛起大國，軍事力量急速發展」這兩點，就將中國與二戰前的德國相提並論，是過於草率的。中國的「一帶一路」看起來只是運用經濟力量，而非軍事力量，來換取政治影響力；也尚未見中國有類似二戰前德國那樣急於侵佔他國領土的動作。臺灣問題在西方被視爲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前線，但臺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是中國1949年未結束的內戰的延伸。只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西方往往被視爲與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類似。俄烏戰爭之後，臺灣在英國媒體裏出現的次數大增。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對普京不做道德上的譴責，亦不支持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反而是繼續甚至增強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這被一些西方人理解爲「中國與俄羅斯的親密關係，意味着中國遲早將對臺灣採取同樣的行爲」。而如果中國對臺灣使用武力，在中國看來，這是內政；而在西方看來，這就如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再版。
目前俄烏戰事朝着不利於俄羅斯的方向發展。同時，中國突然放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突然轉入全面放開類似躺平的姿態，各方對此「U型」轉向解讀不一，經濟狀況堪憂是其中的一個解釋。從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拜登舉行的會議看來，中國有意與美國靠近，而非疏遠。不管這是臨時還是長遠之計，對於美英而言，此時徹底與中國脫鉤，等於將中國送入俄羅斯懷抱；而與中國保持關係，如蘇納克所說的「強有力的實用主義」，令中國成爲多少能夠掣肘俄羅斯的力量，如勸阻普京不要走上使用核武的道路，似乎更合乎美英利益。
第三，西方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對話，有利於西方與中國相互瞭解。
在長達近乎三年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實施過程中，幾乎無人知曉中國國家領導人對疫情的態度變化。直到12月1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訪華，與習近平舉行了三個小時的會晤。習近平告訴來訪的歐盟代表團：中國最近的抗議活動反映了對新冠防疫的沮喪，並暗示疫情已進入一個不那麼致命的階段。人們這才知曉了最高領導人的一點意圖。
所以，如果人們無法從中國官方媒體獲知中國領導人的真實意圖與想法，駐華記者絞盡腦汁亦無法獲得內部消息，那麼，與中國繼續保持接觸，尤其是與習近平本人的對話渠道，不但能將西方的擔心與想法直接傳達到中國領導人耳中，也能通過西方領導人直接知道中國的最新方向指南。習近平與普京是好友，他們對世界的立場與看法類似，而如果西方希望習近平能夠多少與普京拉開距離，保持與他的對話具有積極意義。
當然，也許在史密斯爵士看來，我的觀點估計是「過於相信他人」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