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聲傳譯的誕生—— 紐倫堡審判的「副產品」 – BBC News 中文

如果四種語言交替傳譯，將需要花四倍的時間，具體做法是，比如一人說德語時，其他語言的譯員做筆記，然後依次翻譯，法語之後是俄語，然後是英語。

對納粹戰犯的訟案需要盡快結束，也需要盡可能公開、透明。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不同語言的口譯同步進行？技術是否到位？譯員是否能夠承擔這種前所未有的任務？

當時能夠做翻譯的人員有，但法庭、會議同傳人才嚴格說來沒有。紐倫堡審判改變了這一切。

瓦倫西亞歐洲大學翻譯和口譯教授菲利浦·懷德曼（Philip Wiedemann）接受BBC採訪時指出，紐倫堡審判是同傳發展史上一次重大試驗，因為此前沒有受過同步同聲傳譯專門訓練的口譯員。

口譯從「一對一、耳對耳」到「一對無限多」，離不開專業人才，也離不開技術設備，包括創新的場地音響設施，因此不但催生了會議同傳職業，也推動了相關的音響技術革命。

紐倫堡審判首席譯員萊昂·杜斯多特（Leon Dostert）出生在法國，精通英語和德語，審判結束後應聘到紐約參與組建聯合國傳譯團隊。

同聲傳譯技術可以追溯到1920 年代初期的兩人：美國商人愛德華·費萊尼（Edward Filene）和英國工程師戈登·芬利（Gordon Finley），他們提出了同聲翻譯機的構思。

這個發明為IBM公司1927年開發第一個翻譯系統奠定了基礎。據IBM官網介紹，這套設備由「耳機和錶盤音頻設置」組成，供用戶收聽「實時翻譯語音」。

1931年，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總部率先安裝了IBM這套同傳系統。與會者用錶盤選擇自己的語言既可聽到同步誦讀的演講翻譯語音；演講稿是事先翻譯的。

這套同傳機後來經過改進，用於二戰後紐倫堡審判和聯合國會議的同聲傳譯。

弗朗西絲卡·蓋芭（Francesca Gaiba）在《同聲同步傳譯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一書中提到，紐倫堡法庭，法國和蘇聯分別負責安排法語和俄語譯員，美國和英國把法庭上的各種語言譯成德語。

人類歷史上第一所培養口譯專業人員的專科學校1941年瑞士日內瓦開辦，也就比紐倫堡審判早了4年。之所以在日內瓦辦這個學校，一個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多國組織國際聯盟（國聯）總部設在那裏。

日內瓦的口譯專科學校學生基本上是邊學邊練，在教學用系統上培訓數周或數月後就上崗。

紐倫堡審判的法庭上，同傳並排坐在桌旁，每人戴耳機、持麥克風，面前豎一塊玻璃隔板。他們可以聽到屋裏的一切響動。

如果被告說德語，那麼德語同傳保持沉默，其他同傳即時把德語分別譯成法語、英語、俄語，通過麥克風口譯。

今天，同傳譯員通常在配備了隔音設施的小屋子工作。這種同傳工作室可以很容易搭建和拆卸。在聯合國、歐盟委員會或歐洲議會，一個大廳裏可以看到至少20個隔音室，同傳口譯工作條件跟76年前有雲壤之別。

紐倫堡審判的法庭同傳系統有五個頻道，一個頻道是原文音頻，其他四個分別播放英、俄、法、德口譯音頻。在場的人用耳機收聽他們選擇的語言頻道。

現場有6個麥克風，四名法官每人一個，證人席一個，被告席一個。

每種語言的同傳團隊由6名口譯員、12名筆譯員和9名速記員組成，總共108人，同從兩位美國軍官的指揮 —— 萊昂·杜斯多特（Leon Dostert）和阿爾弗雷德·斯蒂爾（Alfred Steer）。

據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資料，當時口譯員分成4個小組，兩個組在法庭上交替工作，第三個組作為後備在另一間屋子裏旁聽。

第四個小組包括波蘭語和意第緒等其他語言的助理筆譯員和2名口譯員，坐在法官後面。

他們以小組為單位每天、每周輪流工作。

法庭10點 – 5點開庭，中間有兩次15分鐘的休息，午餐一個小時。每個口譯小組上場工作85分鐘；今天同傳通常連續工作30分鐘。

弗朗西絲卡·蓋芭（Francesca Gaiba）在《同聲同步傳譯的起源》書中專闢章節，介紹紐倫堡審判法庭同傳譯員的福利待遇，薪酬是駐德美軍的數倍，也遠遠高於當時普通譯員的薪酬，享受住宿和在美軍商店購買奢侈品的特權等。

這筆開支最後由財力雄厚的美國承擔，紐倫堡審判四種語言實時傳譯成功，開歷史先河，之後國際會議基本沿用此法。

系統設定口譯速度是每分鐘翻譯60個單詞，譯員速度過快時監控儀上會閃黃燈，如果紅燈閃爍，是讓譯員暫停並重覆剛才的話。

IBM公司為紐倫堡審訊免費提供這套設備，派技術人員現場安裝，美國政府支付運費和安裝費用。

紐倫堡審判的美國首席檢察官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說：「這次審判的順利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優質的同傳口譯系統和優秀的高素質譯員。」

基於紐倫堡的經驗，聯合國大會採納了同聲傳譯，其他場合，如安理會，則同聲傳譯和交替傳譯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