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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即國內生產總值（亦稱 國內生產毛額），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間公認的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狀況是好是壞的最重要工具，是衡量國家經濟成就的標凖，也是衡量政府政策、甚至是影響政府生存的標凖。
與此同時，這個「高大上」的經濟領域名詞，與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樣息息相關。因為企業根據GDP決定擴張還是縮小、招聘還是減員，關係到就業還是失業；政府根據GDP計算稅收和財政支出總量，直接影響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簡而言之，GDP是對一個國家內的公司、政府和個人所有活動的衡量，或者說衡量的嘗試。
可是，GDP真的那麼權威可靠嗎？GDP數字看好就一定代表經濟發展好和人民生活水凖提高嗎？
GDP權威受到挑戰
如果說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那麼時至今日，發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近80年時間檢驗的GDP有什麼缺陷與弊端呢？
特別是當今世界，新冠疫情尚未結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還在進行、世界兩大經濟體美、中關係日趨緊張。此外讓人揪心的還有氣候變暖問題危及人類的生存、能源成本飆升破壞生活的穩定、就業無保障、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
面對動蕩的國際政治局勢和黯淡的全球經濟前景，英國經濟學界的三位專家最近聯合撰文，認為要解決目前全世界面對的危機，關鍵在於「超越GDP，改變我們衡量經濟增長的方式」。
他們認為，「以不同方式定義和衡量經濟增長，既有無可爭議的必要性，也有無可爭議的緊迫性。」
這三位專家分別是英國帝國理工學院訪問教授保羅·艾林（Paul Allin)、劍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戴安·科伊爾（Diane Coyle）和薩里大學可持續發展學教授添姆·傑克遜（Tim Jackson）。
GDP統計中的缺失
許多政府每個月都會公布新的GDP數字，而最引人關注的是每個季度的GDP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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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在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體中，每個季度的GDP都會比前一個季度略大。這表明人們正在做更多的工作，總的來說變得更為富有。
大多數經濟學家、政治家和企業都喜歡看到GDP穩步上升，因為GDP上升通常意味著人們消費更多，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支付更多的稅收，勞工得到更好的加薪幅度。
如果GDP下降，那麼經濟就會萎縮，這對企業和勞工來說是壞消息。如果GDP連續兩個季度下降，那就被稱為經濟衰退，可能意味著工資凍結和失業。
自1953年以來，GDP一直是由聯合國監督的複雜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的主要衡量標凖。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最早開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部分原因是政府需要確定能夠負擔多少戰爭開支。
三位經濟學家認為，在衡量經濟活動的貨幣價值時，GDP可以納入許多對我們生活質量造成損害的「壞事」：如戰爭、污染、犯罪、賣淫、交通擁堵、野火等災害和對大自然的破壞，等。
「這些都可以對GDP產生積極影響，然而，卻不能被視為經濟成功的組成部分。同時，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在這個傳統的經濟賬中根本沒有被考慮進去：如社會中的不平等、無償工作所做的貢獻、那些在家裏或社區裏照顧年幼和年長者所付出的勞動、自然資源或生物多樣性的耗損，以及數據和許多數碼服務的價值。」
值得深思的是，有識之士對GDP衡量經濟水平的弊端早就提出過批評。
半個多世紀之前，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1968年3月參加總統競選之初曾對GDP提出過直截了當的批評。
他說：「（GDP）衡量一切，卻不包括那些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
GDP的歷史與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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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大蕭條後的1937年，美國第一次向國會提交了國民所得報告，標誌著世界上國民所得統計的開始。
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在《如何為戰爭買單》（ How to Pay for the War）的小冊子中為盟軍出謀劃劃策。他提出衡量生產力，以及為有足夠的資源支持軍事行動所必須的消耗。
1953年，聯合國首次為國民所得統計建立了一套國際規範，即國民經濟會計制度，或稱國民賬戶體系、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
這一制度至今仍在實施，但自開始實施起，國民經濟會計制度和採用GDP衡量經濟好壞的一些重要的不足之處就已經廣為人知並引起爭論。
事實上，早在1934年，瑪格麗特·里德（Margaret Reid ）在《家庭生產經濟學》一書中就指出在考慮有用的經濟活動時，需要包括家庭中的無償工作。
專家們指出，GDP的另一個長期存在、被廣泛理解的缺陷是沒有把外部環境因素和自然資本耗損計入在內。GDP作為衡量經濟的指標，沒有完全考慮到許多沒有市場價格的活動，並且忽略了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與經濟活動相關的類似污染或排放所造成的額外社會成本。
「更重要的是，自然資源等資產的損耗或損失（或在災害中損失的建築和基礎設施）在短期內會提高GDP，因為這些資源被用於經濟活動，或因為在災害發生後會出現建築業的激增。然而，長期的機會成本卻從未被計算在內。」
專家們認為，這是GDP的一個「巨大的缺陷」。
不過，這一缺陷最近幾十年已經開始得以重視和修補。除了家庭和非正式經濟活動被計入GDP之外，英國和美國都已經開始了統計環境自然資本數據的新計算體系，即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SEEA)。
GDP價值的新挑戰
經濟數碼化已經改變了許多人的工作和休閒方式，也改變了許多企業的運作方式，但這些轉變在官方統計中並不明顯。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傳統GDP的統計方式中的缺陷變得更為突出。
專家們以創新科技為例，提出了為電腦軟件或管理諮詢制訂衡量標凖極為困難的問題。
「因為許多數字服務在使用時是『免費』的，或具有許多人可以共同使用的公共產品的特徵，而且數字服務甚至是無形無法估算的。例如，對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數據來改善服務、更有效生產的公司而言，數據無疑是能提高生產力的法寶，但應該如何估算一個數據集（dataset）對社會的價值或潛在價值呢？」
專家們指出GDP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局限，特別是作為社會進步指標方面，是它沒有對收入的分配提供系統的說明。即便在相當一部分人口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平均或GDP總值卻完全有可能是在增加的。
近幾十年來，社會上最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有的同時，普通人的收入卻停滯不前或下降。
專家們認為，有鑒於此，有關「超越GDP」的辯論直到現在才有可能轉變為官方改變經濟統計體系的行動，似乎頗為意外。但是荒謬之處在於，障礙之一恰恰在於各種替代GDP的經濟指標激增。
GDP替代嘗試
在GDP作為衡量經濟的指標有如此多的局限性並廣為詬病的同時，很多地區、國家和國際層面都在尋找可以替代GDP的經濟指標。
這些指標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一些名詞：
- 幸福指數（happiness)
- 共同富裕（inclusive wealth）
- 生活水平框架（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 衡量社會福祉（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對這些替代的指標，專家們認為，「無論它們是將不同指標相結合的單一指數，還是展示各種指標的看板，都比較臨時，而且種類太多，無法就建立新的方式衡量經濟的進展達成共識。」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指標雖然有廣度，但無法抗衡簡單、明瞭、單一的GDP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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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替代GDP的努力嘗試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統計經濟發展的方法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即「真實發展指標」。這一指標試圖根據環境、社會和金融等一系列因素調整GDP，而這些恰恰是GDP中沒有充分得到反映的因素。
2021年7月，美國國會已經引入了一項有關GPI的法案，如果獲得通過成為法律，美國商務部將依法公布美國的GPI，並「在預算報告和經濟預測中同時使用GDP和GPI」。
不再迷信GDP
從1953年使用至今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目前正在修訂過程中，由聯合國統計司牽頭，主要參與的是各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專家和有利益關係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歐盟統計局。
但是，迄今為止，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修訂工作與其他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方方面面，如商界領袖、政黨、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和公眾，都沒有廣泛的接觸。
據英國科學作家艾森·馬蘇德（Ehsan Masood）的觀察，這一修訂過程並不為大多數目前不使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人所關注。這意味著那些最終將決定國家未來如何衡量發展進程的人聽不到許多非常有用的想法。
而且，雖然修訂SNA試圖解決全球化問題，但這些只是關於全球生產和貿易的問題，而不是國家經濟對其他國家和人口造成的環境和福祉方面的影響。
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修訂已經有了一個時間表：將在2023年商定一個新的體系，並從2025年開始實施。
因此專家們表示，這正是修訂過程應該更加開放、透明、讓更多人參與討論和審查的重要原因。
專家們在文章最後總結認為，GDP同時作為收入、支出和產出的衡量標凖，意味著在某種形式上，它可能仍然是宏觀經濟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用GDP來作為仲裁社會是否進步的唯一標凖從來就不合適，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合適。」
「顯然，人們想知道社會是否在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仍然是既合情合理又至關重要的目標，也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是，在尋找一個可靠的社會福利指南的過程中，政府、企業、統計學家、氣候科學家和所有其他有關各方必須像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說的那樣放棄對『GDP的迷信』，並與民間社會、媒體和公眾合作，建立一個更有效的衡量經濟進步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