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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本不想寫這文章。大家都為中國過去40年的巨大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我一個住在英國的華人,鼓掌就好,批評就算了,因為不符合國內的習慣:媒體的報導方針大都是正面報導,讀者也不喜歡被華人批評。
可我按捺不住動筆的原因是我認為,一個GDP世界第二的強國,人民在生活、疾病、尊嚴等各方面的保障應該逐步與世界第二的地位匹配。而我看完金曉宇父親的敘述,動容之餘,我意識到了中英兩國社會的巨大差異,以及國人與英國人的巨大意識差異。
如果金曉宇的人生經歷發生在英國,不可能引發全英國人民落淚同情。潸然淚下、不離不棄、相依為命等等都不是英國社會能理解的詞彙,而這些詞彙背後,通常意味著社會對個人責任的缺失,而社會又集體性默認這種責任缺失。而這種責任缺失很容易引發個人和家庭悲劇,而因為社會對這些個人悲劇關注不夠,這些悲劇往往被社會忽視,令個人獨自承受後果。而當悲劇戲劇般偶然露出水面,社會給予極大的關注與同情,甚至資助,但沒有在社會制度與政策上尋找原因。社會缺少「如何能避免此等悲傷的家庭故事」再次發生的意識。
英國有全民免費的醫療服務。金曉宇如果出生在英國,其病症將會由他的醫生髮現並確診,並且得到終生治療。我不了解躁鬱症的情況,但英國對mental health(精神與心理健康)的社會關注與醫療均走在世界前列,全民對精神與心理健康關注極高,連大選中,對精神心理的醫療投入多少,都是選民的關注點之一。所以,如果金曉宇生活在英國,他的病症與行為有可能被藥物控制。換句話說,這孩子雖然天生有躁鬱症,但因為英國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醫療水平較高,而且免費,他不會成為家庭里的一個包袱,因為社會為家庭承擔了財務與醫療責任。
對於有身體或者精神障礙的學生,英國大概有兩種處理方式:如果大致與一般孩子無異,那可以送入普通學校。我家老二班裡有一位智障同學,和她一起從reception讀到Year 5(五年級),因為理解與學習能力低下,至今仍是一年級水平。學校為她配備了專人老師,照顧她的學習和生活。另一種是為有special need(特殊需要)孩子開辦的學校,如果金曉宇在英國,估計會被送入這類學校,而不是在家自學成才。所以,就學習而言,社會也為家庭承擔了責任,因為公立學校都是免費的。
就職業而言,我不知道英國是否有能力發現金曉宇的翻譯天分,但英國社會為殘障(包括身體與精神)人士提供就業環境的政策非常人性化,幾乎每家公司都有必須僱傭殘障人士的政策要求,而且殘障人士受到社會極大關注與支持,在影視界與體育界已經出現殘障人士明星。所以,在就讀特殊學校以後得到一份工作,在英國是可能的。
而如果沒有工作,那金曉宇將得到政府給予的生活補貼,溫飽不是問題。如果他申請免費/低租政府公屋,雖然排隊人數很多,但得到的可能性很高,因為殘障人士與單親母親都是社會重點照顧對象。在這裡,仍然是政府在承擔責任。而政府對於每位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責任,在英國人看來,既不是政府的恩賜,也不是政府的偉大,而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利。
西方人的家庭觀,往往被國人視為缺乏親情,我過去也這樣認為,至今仍然認為在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上應該向中國學習。不過,我意識到一點,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往往是責任關係,而在英國,這種由家庭成員承擔的責任,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承擔了,這令家庭成員有更多時間與金錢來享受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為他人活著。這樣的邏輯不是自私,而是因為家人的生命、生活與尊嚴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與社會在負責。
從前我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近日我試圖和我大女兒解釋這話時,就遇到了理解和定義障礙。當時她好像發現新大陸,說:「懷個孩子要9個月那麼長啊!」她在英國出生長大,一腦子的權利意識。於是我想乘機解釋一下中國社會共同承認的「父母之恩」,話到嘴邊,我語塞了,因為發現英文里沒有與「恩情」對應的翻譯,最靠近的也只是grace以及kindness,但不足以表達恩情之意。儒家發明了這施恩與受主的感恩關係,而英國沒有儒家,基督教里說人是上帝造的,中國定義下的父母恩,在英國不成立。令我掉下巴的是,大女兒沒聽懂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她笑笑說:「班裡有些同學不喜歡他們的生命。」我理解她那口氣和表情的意思是:感恩父母給孩子生命?生命,對有些孩子來說也許是個麻煩和錯誤呢?我先生也老早就給我打了預防針,說生孩子不是為了養兒防老,那是父母自己的決定,不是那孩子自願的。長大以後,孩子愛不愛、管不管父母,是自願的事,強迫不來。而以我自己的體驗,無論在感情上還是時間上,英國父母對孩子的投入都很大,而對兒女未來並沒有希望他們回報的想法與期待。除了傳統因素以外,上段說到的「家人的生命、生活與尊嚴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與社會在負責」的社會現實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即無需期待子女,即使收入不高,英國老人也能夠生活與醫療無憂。所以,無論孤寡老人一詞,還是金曉宇一家不離不棄與相依為命的中國式感動,都不可能是英國社會能明白的詞彙,更不要說潸然淚下。
而我之所以寫下此文,是因為社會輿論對金曉宇的家庭故事,以及其後出現的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的反應仍然落後,大多只是廉價的同情與落淚,報導後收穫並被廣泛報導的「社會關愛」過於狹隘,真正需要做的,是從他們的人生遭遇里意識到政策的不公正與不到位。而大多數輿論關懷背後投射出全社會缺少提高公民福利待遇政策的意識與眼界,只是被動地似乎在共同等待包青天下凡,繼續被恩賜,這不符合一個立志要領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風範。
(註:作者是英國社會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