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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駐華大使吳若蘭（Caroline Wilson）3月2日在英國駐華使館微信公眾號，發表了題為“外國媒體憎恨中國嗎？”的文章。她指出，“無論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報道都不能證明記者不喜歡這個國家。相反，它證明了媒體自由的價值，可以帶來更準確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變的地方。”中國外交部歐洲司負責人3月9日為此召見吳若蘭，奉示提出嚴正交涉。
去年6月，英國駐華使館曾在其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篇文章“關於香港問題的更正說明” ，回應中國媒體就英國和香港的偏頗報道。英使館當時指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希望能夠就香港問題進行各方討論。但這篇微信文章在發布兩小時後被刪，在這短暫的時間內，35萬人次閱讀了這篇文章，這是英國駐華使館發布過的文章中閱讀量最高的一篇。
吳若蘭上周通過使館微信公眾號發表了另一篇對中國官員口中，外國媒體在中國扭曲報道的說法作出回應的文章。她在發表這篇文章時亦通過推特表示，“一個批判性媒體作為政府行為的監督者，保護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就國際媒體對中國當局的批評為何不是憎恨中國的中文文章。”她的這篇文章後被指因違反《微信公眾平台運營規範》被禁止分享。
對此，吳若蘭3日在推特上提到，“好像有人不想讓我的文章被分享”。英使館並於當晚為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發表其年度媒體自由報告提供了場地。吳若蘭指出，“英國致力於保護全世界記者的權利和安全，我們敦促中方確保記者能夠在沒有騷擾、恐嚇和拘留或驅逐威脅的情況下工作。”中國外交部9日則發表聲明稱，歐洲司負責人召見吳若蘭，“奉示就其在社交媒體發表不當署名文章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外交部歐洲司負責人稱，“（吳若蘭的）文章通篇充斥着‘教師爺’式的傲慢和意識形態的偏見，顛倒黑白、操弄雙標，這一做法同外交人員身份及外交機構職能嚴重不符。文章一經發出就引起中國公眾的普遍不滿，受到強烈批評。”該負責人強調，“中國政府和人民反對的從來不是外國媒體，而是那些打着‘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旗號炮製假新聞、惡毒攻擊中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制度的錯誤行為。要求對方深刻反思自身職責，擺正位置，多做有利於促進雙邊關係發展的事。”
同日，吳若蘭通過推特回應稱，“我堅持我的文章內容。毫無疑問，即將離任的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堅持他在英國主流媒體上自由投書的170多篇文章。”此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7日出席兩會中外記者會時表示，希望並歡迎更多外國媒體記者成為“新時代的斯諾”。
就文章具體內容
吳若蘭寫道，“上個月是首架英國公民的撤僑航班撤離武漢一周年紀念日。當時，並不是所有的英國公民都成功登機了，於是一些英國記者就我們對撤離航班的處理撰寫了文章，揭示其問題所在。當時的形勢充滿了巨大的挑戰。該文章報道後，英國駐華大使館的撤僑工作在那種情形下似乎飽受批評。”她稱，“然而，這篇報道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外國媒體在中國的行為是獨立的，並對本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行為都進行了監督。這令人想起了最近幾周，中國官方媒體不僅發表關於攻擊外國記者的報道越來越多，還指控他們反華。”
吳若蘭稱，“這些報道聲稱，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外國媒體的批評報道證明了他們不喜歡中國。《中國日報》最近將他們形容為‘憎恨中國者’。本周一，外國駐華記者俱樂部發布了關於媒體自由的年度報告。報告顯示，中國在2020年出現了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外國媒體被驅逐出境事件。”她說，“我將在本文中解釋為什麼外國媒體批評中國當局並不意味着他們不喜歡中國。相反，我認為他們本着誠意行事，作為政府行為的監督機構發揮着積極作用，確保人們能夠獲得準確的信息，並保護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
吳若蘭稱，“在英國，媒體通常被稱為‘第四產業’。這個詞來自英國–愛爾蘭哲學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87年，他說，英國議會中有三個階層（牧師、貴族和政客）。而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階層是‘在那邊的記者席中’——獨立的、能夠提出挑戰的媒體。”她說，“這一點在2009年英國議會開支醜聞中得到了證實，當時《每日電訊報》披露了一些文件，揭露普遍存在濫用議員津貼的情況。議員們用這些開支來支付他們自己的個人物品，其中一個議員把公共開支用於支付家養禽類（鴨子）的窩。這次曝光迫使這名議員償還了公為私用的開支、辭職以及被刑事起訴。”
吳若蘭稱，“在英國，記者可以就任何話題採訪政客，並向他們提出尖銳的問題。這種採訪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他們開發了一種稱為蘇格拉底式對話的推理形式，通過一系列問題的答案來尋求真相。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改編和擴展，認為：‘真理既不存在於論題中，也不存在於其對立面中，而亟需綜合分析兩者’。”她說，“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傑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以其質問政客的風格在英國家喻戶曉。他最著名的一次採訪發生在1997年，當時他12次詢問前內政大臣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是否曾干預解職一名監獄長。儘管這位政治家拒絕回答，聽眾還是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吳若蘭稱，“英國媒體還開展調查工作，揭露不法行為，為少數群體發聲。2019年，一位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通過拍攝揭露了杜倫縣的一家護理院的自閉症患者和學習障礙患者是如何遭受護理院員工的身心虐待。因為他的拍攝，這家護理院被關閉，員工也被逮捕。而就在記者調查的幾個月前，這家護理院的服務還在政府監管機構視察之後被評為良好。”她說，“中國媒體也能秉承‘輿論監督’的原則提供一些批判性的報道。比如說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三十多位《財新》的記者開展調查揭露了地方當局如何壓制吹哨醫生和隱瞞病毒能夠人傳人的事實。他們的批判性報道並沒有被視為他們憎恨武漢乃至中國的證據，相反，這些報道因在發現問題和追責上發揮作用而受到讚譽。”
吳若蘭說，“除了《財新》，包括《財經》、《新京報》、《北青深一度》在內的其它媒體也就新冠危機進行了深度報道。但不同於外國媒體的是，中國媒體只能在政府允許的條件下進行批判性報道。正如中國國家領導人在2016年所說，‘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她說，“2015年，前央視記者柴靜推出了一部關於中國空氣污染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製作這部紀錄片的初衷是柴靜未出生的孩子被檢查出患有腫瘤，她為此譴責空氣污染對此的影響並由此展開了調查。70%觀看過這部紀錄片的人表示這部片子改變了他們對霧霾的觀念，從而更全面地看待這一問題。人民日報也在官網上發布了這部紀錄片，但一周內這部片子就被刪除了。”
吳若蘭稱，“很多中國記者和企業都支持給與更多空間的媒體自由。雖然《環球時報》作為官方媒體近期抨擊了外媒報道，但其總編胡錫進之前曾呼籲廣開言路。在微博上他這樣寫道：‘中國還是應多放開言路，鼓勵、寬容建設性批評’。”她表示，“無論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報道都不能證明記者不喜歡這個國家。相反，它證明了媒體自由的價值，可以帶來更準確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變的地方。正如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的座右銘所說：‘倘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亦無意義’。”她說，“我希望未來這類來自西方媒體和中國媒體的重要報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