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怪談：被遺忘的弱勢人口，由BNO說起（陳希彤）

身份決定我們的行動自由，然而在亂世，身份卻是最不可保證的。當中國政府不承認BNO的消息一出，不少港人就在思考如何可安全出境。然而由於香港人有不少都是同時持有特區護照或其他國家的國籍，即是無論如何都有「出路」。不過就有一班朋友就只有BNO，又沒有香港人身份，亦不可能要求他們歸化中國——他們就是我們之中比誰都感受到國籍問題的少數族裔鄰舍。服務本地少數族裔的香港融樂會在聲明中指出，只持有BNO的少數族裔朋友最近更加在銀行事務上遇到困難，因為銀行均跟隨指示不承認他們唯一的身份證明。不幸的是，他們的遭遇已算得上是「不錯」——至少香港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方。在全球各大城市，均存在着如他們一般，一批批「沒有身份的人」——在和平時已被忽略的他們，在亂世連數字都算不上。

即使不涉及護照，人的行動自由也處處受限。2020年武肺震撼全球，各國都關閉門戶。一直相對平安的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就在1月宣佈可能2021全年都會國門緊閉，或者只會跟附近的澳洲及太平洋島國建立有限度的出入境協定。但是，護照不過是身份的一部份而已，能夠申請護照甚至有能力離開出生地的人，許多時已是「幸運」的一群。現代城市人口密集，其實也放大了很多社會問題，貧窮、不平等在城市中更顯逼切。而「非主流」人口在城市中就難以生存，政策不為他們而設，福利亦未必可享用。世界銀行提出三個面向，為「空間包容」、「社會包容」及「經濟包容」，藉此希望使國家及城市更多元之餘，亦更為融合，照顧社會各持份者的需要。而計劃在2030年完成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亦在第16個目標中提出「確保各級（機構及制度）的決策反應迅速，具有包容性、參與性和代表性」。

疫情加深「被忽略者」的厄運

而以上的情況，因為身份的緣故會顯得更困難。2020年全球被疫症洗禮，回想一年前很多政府都以最快捷最嚴厲的方式來控制疫情，但有時就顯得不近人情，甚至冷血。印度著名作家Arundhati Roy於去年4月在《金融時報》刊出了文章〈The Pandemic is a Portal〉（「大流行」是一個傳送門），寫下他在印度封城前幾個小時的觀察。總理莫迪在3月中宣佈跟隨歐洲國家步伐，要民眾保持社交距離，又推行宵禁，並學習英國，要求印度民眾在陽台上敲擊作樂，向醫護致敬。筆者的印度朋友們就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再加上幾個反白眼的表情符號。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8時，莫迪再次現身，宣佈從即日午夜開始，印度將會封城，市場關閉，公共和私人交通都停止運作。Arundhati Roy形容當時全國立即陷入混亂，只有四小時可預備封城。有很多在城市工作寄居的人、老弱婦孺被老闆及房東趕走，向四面八方走路回鄉。在路上，警察連連追打，嚴格執行宵禁。在某個鎮外，一群人被驅趕在一處，警察向他們噴射化學藥劑。他們都知道自己可能身帶病毒，但不得不如此。而這群回家的人也已比較幸運，因為有家可歸。無家可歸的人，不知其數。Arundhati Roy訪問了路上的一個木匠，要走回近尼泊爾邊境的家。木匠說：「也許當莫迪決定這樣做的時候，沒人告訴他『我們』的存在」。Arundhati Roy指出，「我們」指的是大約4.6億人。

聽似熟悉的故事，俯拾皆是。一個政府制訂政策的時候，當然應該考慮他的人口。然而很多時候卻遺忘了主流人口以外的社群，實在有失大城市的身份。或直白一點，是遺忘了沒有能力反抗又沒有選票的人，更加不要提其實是對他者的不敬，這種傲慢嘴臉亦實在難看。

陳希彤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