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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防參謀長尼克·卡特（Nick Carter）12月17日在出席活動時表示，英國軍方當下的任務應是為下一個必要的戰爭作好準備，而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他並指，“網絡攻擊、不對稱衝突和數字監控，自信的俄羅斯和中國給英國及其盟友帶來的威脅和挑戰清單似乎很長。”
作為英軍最高軍事長官，卡特周四參加了英國皇家國防安全聯合軍種研究所（RUSI）的年度會議，並發表講話。現年61歲，此前曾擔任過英國陸軍總參謀長的卡特在講話開始時稱，“我很高興再次在RUSI舉辦的年度CDS聖誕講座中發表演講，儘管今年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和臨時建築里舉辦講座感覺有些奇怪。”他說，“但是，今年是相當重要的一年，特別是上個月首相宣布增加241億英鎊的國防開支。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最顯著的增長，我認為它扭轉了長期以來的（軍費）下降趨勢。在制定將於明年初公布的政府外交、防務、安全和國際發展政策綜合審查報告時，已經堅定地確立了這樣做的理由，我們已經看到一種新的外交政策態勢正在出現，它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馬格尼茨基法案和香港問題就是明顯的例子。”
卡特說，“當我去年發言時，我們中沒有多少人會預測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是，即使在我們受到它的打擊之前，我也會把戰略背景描述為不確定、複雜和動態的；其決定性條件是長期的不穩定。”他說，“新冠肺炎大流行使所有這些問題更加突出。正如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暢銷書《人類簡史》的作者)在危機開始時預言的那樣，它暴露了一些嚴峻的選擇：‘我們面臨著兩個特別重要的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在極權主義的監視和賦予公民權力之間。第二個選擇是在民族主義孤立和全球團結之間’。”
卡特說，“缺乏全球團結和分擔責任的情況尤為突出。各國相互對立，許多聯盟也是如此。國際戰略研究所最近指出，這一流行病加速了國際社會的原子化。是有一些全球合作的例子，特別是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但總的來說，多邊全球體系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積極地團結各國。事實上，在一些機構中，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它已被積極破壞。”他說，“冠狀病毒非常明顯地揭示了全球競爭和衝突的性質。我們看到，在危機的早期階段，在爭奪個人防護設備和呼吸機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國際行為。”
卡特說，“我們看到了混淆和破壞信任的錯誤信息，以及故意使公眾新冠肺炎相關議題的辯論兩極化的虛假信息。俄羅斯出於經濟和聲譽的目的，努力破壞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將其視為‘猴子疫苗’。這當然顯示了對道德權威的重視，可以通過科學來說服他人向你的意識形態勢力範圍靠攏。”他續稱，“我們也更清楚地看到，正在上演的是不斷發展的數字大博弈。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很可能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中最具影響力的內容。在線財經報紙《日經亞洲》觀察到，中國最近推出的GPS的替代產品北鬥導航，在全球195個首都城市中的165個城市中，提供了比美國軟件更精確的覆蓋範圍。鑒於智能手機經濟的大部分都是為了兼容特定的定位服務而建立的，這與智慧城市內所需的所有其他服務有着明顯的聯繫，正如哈拉瑞所暗示的那樣，極權主義監控的可能性。”
卡特說，“隨着互聯網面臨分化的風險，中國正試圖通過供應商和服務所依賴的數字基礎設施，將大部分非富裕世界吸引到其勢力範圍。定位服務只是一個方面。華為只在富裕世界的5G領域被拒之門外。《日經亞洲》也表示，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數據越界最多的國家。而《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稱，中國利用其在聯合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通過聯合國機構國際電信聯盟制定了面部識別和監控技術的技術標準。‘中國標準2035項目’計畫發布後，或許是一個信號。”
卡特補充說，“對於哈拉瑞關於賦予公民權力的觀點，許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利用這一流行病作為機會，以專制的方式加強其權力，這一點令人震驚。這種趨勢甚至在病毒來襲之前就已經很明顯了。根據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資料，民主衰退在過去五年中尤為嚴重，這是自1975年以來第一個過渡到專制的國家多於過渡到民主的國家的五年。”
演講中，卡特表示，“我們今年看到的新冠疫情事件提醒我們，我們的國家安全、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繁榮所面臨的威脅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和多樣化。我們的專制對手(我用這個詞是為了說明，這不一定是指 ‘敵人’)，他們認為戰略背景是一場持續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非軍事和軍事手段的使用不受和平與戰爭之間的任何限制。這些政權認為，他們已經參與了一種激烈的衝突形式，這種衝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它們的 ‘政治戰’戰略旨在破壞凝聚力，削弱經濟、政治和社會復原力，並在世界主要地區爭奪戰略優勢。”
卡特說，“他們的目標是不戰而勝：通過破壞我們的意志力，利用低於促使我們作出戰爭反應的攻擊來實現其目標。獨裁對手和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對我們生活方式的這些攻擊，要想在不破壞我們想要保護的自由的情況下擊敗它們，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在屬於我們的開放性下暴露無遺。”他說，“信息的普及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改變了戰爭和政治的特點。我們現在有了新的工具、技術和策略，可以用來破壞政治和社會的凝聚力，也有了更快地與受眾建立聯繫的手段。信息現在已經民主化了。”
卡特說，“我們的對手研究了我們的‘西方戰爭方式’，找出了我們的弱點，並將自己的能力現代化，以針對這些弱點。過去30年的戰役是通過全球媒體網絡進行的。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一次海灣戰爭，到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空襲，對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遭受恐怖襲擊的反應，以及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戰役——所有這些都被我們的對手密切關注。”他說，“他們看到空中力量可以深入敵方領土，他們了解到我們更喜歡從遠處尋找和打擊目標。他們看到，這增強了我們對將人民置於危險之中的天然厭惡。他們看到了傷亡、財政成本和時間長度如何左右國內和公眾輿論，以及這對確保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影響。”
卡特說，“所以，他們學會了如何提高自己的應變能力，以吸收打擊；他們開發了防空系統，剝奪了我們的行動自由；他們提高了海上海底能力；他們開發了遠程導彈系統；他們整合了電子戰，成群的無人機以數字方式連接到導彈系統，並利用這些來擊敗坦克；他們投資於太空和網絡，認識到我們對全球定位和數字化的重視。而在烏克蘭和敘利亞，俄羅斯從實際情況出發，建立了戰鬥實驗室，發展戰術，並對新一代士兵進行戰鬥訓練。而且他們將許多這些新系統擴散給了他們的代理人。”
卡特說，“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和安全發展的最新年度報告強調，他們發展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和水下艦隊；他們部署了地面發射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射程和殺傷力明顯提高；他們發展了世界上最大的先進遠程地對空系統部隊之一；擴大了中國的海外軍事足跡。”他說，“他們還利用超越國際法發展的技術和戰術，避免其行動被歸入國際法定義下的衝突。中國新的戰略支援部隊旨在實現在空間和網絡領域的主導地位。它指揮着衛星信息攻擊和防禦部隊、電子攻擊部隊和互聯網攻擊部隊，甚至網絡戰部隊。”
卡特說，“西方國家的合法性來自於它們對戰爭規則、慣例和議定書的尊重。當我們將道德、倫理和價值觀視為重心時，專制主義對手則將其視為有吸引力的目標。‘法律戰’的概念成為他們盤點的有用工具。現在，‘法律戰’一詞涵蓋了不同的含義。在這種情況下，當它出現在《超限戰》——1999年由兩位解放軍軍官撰寫的一本關於軍事戰略的書中時，它就進入了國家安全的範疇，他們用這個詞來指稱一個國家利用合法化的國際機構來達到戰略目的。”
卡特說，“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法律戰’也適用於我們在最近的戰役中遇到的挑戰，我們需要更新我們的法律、倫理和道德框架，以便在我們的部隊違法時適當地追究他們的責任，同時確保他們有適當的行動自由，以抓住戰場上稍縱即逝的機會。我們還需要在與專制對手的競爭中獲勝，為新興和顛覆性技術，尤其是自主武器和網絡技術確定正確的法律和道德框架。但是，也是一種威脅，我將再來談談數字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監控的威脅。”
卡特說，“在過去幾年中，俄羅斯經常對其對手使用網絡和信息攻擊。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2017年對烏克蘭金融和能源部門的攻擊，以及2018年對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攻擊。而最近，我們自己的國家網絡安全中心所警報的對東京奧運會的計畫中的網絡攻擊，以及最近對美國政府系統的攻擊。伊朗和朝鮮也在跟進。而在線國家安全論壇‘暗礁之戰’（War on the Rocks）在他們的’數字專制主義’系列中強調了俄羅斯的黑客和泄密、’俄式黑材料’行動，以及位於聖彼得堡的互聯網研究機構惡意挑釁發帖農場，他們在國外從事播撒分裂。”他說，“‘數字專制主義’還探討了中共如何打造大規模監控和 ‘社會信用評分’的未來，並迅速將這些工具輸出到世界其他地區。最近Netflix的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描述了網絡互動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觀眾在不知不覺中被控制的方式。”
卡特稱，“我想說的是，有一種明顯的軍事行動趨勢，即利用無人機和僱傭兵等武器裝備的戰爭認知要素，提供一定程度的似是而非的否認性和戰略模糊性，從而能夠在沒有糾纏風險的情況下進行干預。他們的戰爭方式是戰略性的，是同步的，是系統的。”他說，“但是，事關重大，提供某種程度的軍備控制和反擴散的傳統外交手段幾乎已經消失，最後一項軍備控制和反擴散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有可能在明年2月結束。結果是，無端升級的威脅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誤判是顯而易見的。”
卡特說，“我們的應對措施必須是戰略性的，它必須整合所有的國家策略工具——意識形態、聲譽、外交、金融、貿易政策和軍事力量——才能有效。因此，政府的綜合審查具有貫穿各領域的重要性。同樣令人鼓舞的是，最近發表的‘北約獨立思考小組’（ NATO Independent Reflection Group）報告建議擴大北約的參與範圍，將財政、內政、基礎設施和研究等部門的部長包括在內。”他說，“接下來，作為一名軍官，我想說，除了孫子所說的 ‘最高的戰爭藝術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外，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的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普魯士將軍，軍事理論家）的話。他寫道，‘政治家和指揮官首先做出的、最高級別的、影響最深遠的判斷就是他們着手從事戰爭的類型，既不將其誤認為，也不試圖將其變成與其性質不符的東西，這是所有戰略問題中至關重要的，也是最複雜的。’”
卡特說，“現在，我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打仗’，但是我們需要定義這場競賽的性質，勝利時會成為的樣子，然後匹配實現目標的方式方法。而我建議——控制他人的手段——主要是通過技術的應用——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對數字技術的控制可以讓我們的對手接管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想捍衛它，很可能需要在地面勢力範圍之外，建立一個另類的數字勢力範圍。”他說，“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催化劑，有點像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的‘長電報’。他在電報中指出，1946年與蘇聯的和平共處不太可能成功。這導致了杜魯門的遏制理論，並在整個冷戰期間為美國和西方的戰略提供了基礎。”
卡特說，“也許上個月北約獨立反思小組的重要報告中關於中國的內容可以激發我們的思考。‘北約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政治資源和行動來應對中國帶來的安全挑戰——基於對中國國家能力、經濟實力和中國領導人所宣稱的意識形態目標的評估。聯盟需要制定一項政治戰略，以應對到2030年中國將越來越重要的世界。聯盟應將中國挑戰貫穿於現有結構中，並考慮建立一個協商機構，討論盟國對華安全利益的所有方面。聯盟必須擴大努力，評估中國技術發展的影響，並監測和抵禦任何可能影響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責任區集體防務、軍事準備或復原力的中國活動。’”
在對其眼中，英國和盟友所應採取的策略進行介紹後，卡特最後指出，“正如我以前所說—— 我們正處於一個驚人的變化時期—— 比人類在世界大戰之外所經歷的更廣泛、更迅速和更深刻。而且比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還要持續，而且步伐永遠在加快。我們的基本和長期持有的假設每天都在被打破。現代化只能讓我們走得更遠——我們需要的是在作戰方式、經營方式、人才培養方式、裝備購置方式、支援方式等方面有一個步驟的改變——這需要轉型。”他最後說，“我們將使一些人感到驚訝，或許也會使他們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期望我們現在像過去有時一樣，準備打上一時代的戰爭。相反，我們要面對的是下一時代的戰爭，我們要武裝、訓練和裝備自己，以便在必要時進行戰鬥，但如果可能的話，要使我們未來的對手相信，這場遊戲不值得一試。”